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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的重商政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更新时间:2019-04-05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为实现富国强兵目的推行的重商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保护和促进作用,使商品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贸易和农业、工业生产一样成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活动。对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推行重商政策的原因、重商政策的主要内容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作初步探讨。

  本文摘自《经济研究导刊》2009年第12期 作者:吴继轩 原题为:春秋战国时期的重商政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实行的重商政策为商品经济发展繁荣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考察这一时期的重商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对于今天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重商政策,是指统治者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采取的有利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为求得生存与发展,诸侯国推行重商政策▯▯,以发展经济,巩固统治▯▯▯。

  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必然给国家带来大量的商业税收,增强其经济实力,有利于巩固统治和争霸战争▯。虽然春秋战国时期田税是国家主要的财政收入,但源源不断的商业税收无疑也是各诸侯国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巩固统治和争霸战争发挥着重要作用。《战国策》里面的一段话说得很明白,▯▯▯“夫存韩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时已▯。通韩之上党于共▯▯▯、莫▯▯,使道已通,因而关之▯▯,出入者赋之共有其赋▯,足以富国。”这里▯▯▯,就把征收关税作为“富国▯▯▯”▯▯、“存韩安魏▯”的一”个重要途径,说明关税收入是相当可观的。由此可以看出。商品经济带来的直接关税收人对于诸侯国的重要性▯▯。对此,《管子》说得更明了,把“修道途,便关市”作为▯▯▯“输之以财”的重要▯▯▯。方式之一。《孟子》曾记载”了宋国大夫戴盈之和孟子商量关税税率的事情说:“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在戴盈之看来,如果免征关税或降低税率,就有可能要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统治▯。

  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分工更加精细,商业活动越来越成为社会经济生活重要有机组成部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细密▯▯▯,加之生产活动所具有的很强的区域性▯,客观上要求商品交换存在,“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使“四民”之间和地区之间互通有无,满足社会生活的需要,保证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延续。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农民不从事手工业▯,可“以粟易械器”;而手工业者不耕田,也能“以其械器易粟”,农民和手工业者各自以自己的劳动产品通过市场交换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商品。而且▯▯▯,春秋战国时期,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贸易和农业、工业生产一样成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活动。正如司马迁所说:“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商人在给统治者带来巨大经济利益的同时▯,还直接参与了一些政治活动,和统治者建立了密切联系。据《左传》记载▯▯,郑国从建国之初就一直和商人保持着密切联系▯▯▯。郑桓公在西周末年,听从史伯建议▯▯,率领族属与商人东迁于虢▯▯、郐之间▯▯。并与商人“庸次比耦,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藿,而共处之”,商人在郑国创业奠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取得了郑国统治者的政治支持。由此▯▯▯,郑国统治者与商人订立了互信盟约,“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丐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只要商;人不背叛国家▯,国家就不强买或夺取商人的货物,不干涉商人的经营▯。双方“恃此质誓,故能相保”。后来,当晋国▯▯▯;人韩宣子向郑国▯▯▯“一位珠宝商人购买玉环时,这个商人就回答说▯:“必告君大夫”▯,即要报告给政:府▯。可见▯,郑国商人和政府之间的互信一直很牢固。《左传》记述的“弦高犒师▯▯”故事也证明了这一点。这说明▯▯▯,商人在进行商业活,动的同▯▯▯”时,还紧紧地把自己和国▯▯▯“家的命运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捍卫了国家的利益。而作为回报,统治者也就给予商人一定的特权,提高了商人的政治地位,有利于商业活动的正常开展▯▯,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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